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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9,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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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梧新论》2026年第2/3期（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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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与恶魔：女性哥特视域下的《蝴蝶梦》中女性之悲

◎  周亦茜
“女性哥特”一词最早由女性主义理论家艾伦·莫尔斯在其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1976）中提出。其最初的定义为：“18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创作的哥特小说。”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演变，女性哥特的内涵也随之丰富和多元化。它是性别与体裁的有机、有效结合是女性作家以哥特体裁为载体、以哥特因素为手段探究在父权制下女性的共性问题如两性关系、自卑情结、恐惧根源、身份焦虑、女性意识、负性生存状态等方面的问题。
《蝴蝶梦》以第一人称视角“我”展开，吕蓓卡在全书中从未出场，于主线叙事开始前去世，仅仅存在于“我”、迈克西姆、丹弗斯太太以及以曼陀丽庄园为中心的众人的对话和“我”的想象之中。读者只能从该书角色对话中得知吕蓓卡是个“完美”的人：容貌、家世、教养、品味与审美……无一不是上上等，而“我”作为一个“灰姑娘”，出身贫寒，容貌平平，自卑。在遇到故事的男主人公迈克西姆之前是“一个随从”“一个家庭教师”，跟在一位贵族太太身后，处处忍受冷嘲热讽和刁难。
除此之外，在《蝴蝶梦》一书中，充斥了大量典型的心理与曼陀丽庄园的环境描写，前期最多着墨于“我”的所见皆是吕蓓卡生前的“影子”，误入吕蓓卡生前的房间，里面的一切井然有序，仿佛吕蓓卡从未离开过，加之“我”的自卑心理的作祟，作者将这种哥特式氛围渲染到极致：吕蓓卡从未离开，从“我”的感官的各个方面着手：和丈夫吃鱼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幻想以前是否吕蓓卡坐在这个位置上与丈夫恩爱着，吃鱼，接听电话；进入走廊尽头的那间房，拉开窗帘的一瞬间，整个房间“活”了起来，墙上的挂钟直指四点，“我”从时间的错位中挣扎出来，想到“不一会儿，吕蓓卡会回来，坐在梳妆镜前，丈夫会为她梳头……”吕蓓卡看似已经死去，但处处音容宛在，操控着曼陀丽庄园的一切，她最忠心的仆人，丹弗斯太太继续控制着男女主人公，直至最后谜团揭开，将曼陀丽庄园焚毁。
整本书注重环境的描写，包括自然风光的书写和主人公复杂的心理作用与气氛的描写，达芙妮·杜穆里埃成功渲染了两种气氛：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与恐怖，两者交融使得全书悬念不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一、互相对立的女性形象——“天使”与“恶魔”
女学者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在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对传统文学中的妇女形象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得出结论：在传统的、特别是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女性形象多是以两种单一的表现形式出现的，即天使和恶魔。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恶魔则表达了他们的厌恶心理。《蝴蝶梦》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我”和吕蓓卡恰恰可以与此对应起来。
《蝴蝶梦》中无名叙述者“我”与从未露面的吕蓓卡，分别是“天使”与“恶魔”的代言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然而作为女性作家的杜穆里埃，她虽然模仿传统的男性文本塑造了“恶魔”吕蓓卡以及“天使”“我”，她们二人最后的命运也带有典型的父权时代特征，但作者的思想与价值观却并非迎合男权社会。
（一）吕蓓卡：“天使”与“恶魔”的结合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一个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这就是“雌雄同体”。“双性同体”在文学上指人格中同时兼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跨性别特征。文学作品在描写男性和女性时经常会提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一般来说男性气质指男性所具有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征，如：强烈的攻击性、独立性、支配感等；而女性气质指女性所具有的一切与男性气质相对立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如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胆小、缺乏独立性等。
吕蓓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雌雄同体”的形象。她拥有绝美的容貌，不仅俘获了一众男性，“我”和丹弗斯太太都迷恋她的容貌，甚至宠物也是如此。而她的聪明和果敢以及不惧权威，吕蓓卡的气质呈现矛盾的双重性：她的智慧、能力、教养在大众面前有口皆碑，从仆人到祖母都认可她是庄园的女主人。丹弗斯太太认为她勇敢果毅，迈克西姆的祖母赞誉她有教养、智慧和姿色，“男女老少，甚至连狗都为之倾倒”但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轻佻放荡、骄奢淫逸，勾引姐夫贾尔斯、仆人弗兰克和表哥费弗尔。建吕蓓卡作为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力，她明媚但阴暗，承载着足够的厚度和丰富性。
在当时男权社会里，大多数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属品。但吕蓓卡的心中没有“男人可为而女人不可为”这样的标准，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因而男人能做的，她也要大胆尝试，并且要做得比男人更好。可以说，无论是她的组织、管理才能，还是她平时的爱好，都显现出吕蓓卡已经是一个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锋人物，她不甘心自己只是男性的玩偶，而是要成为“女人男性”，与男人平起平坐。
然而这样一个拥有先进思想、超凡脱俗的女性，在自己丈夫眼里却是一个恶魔：“我恨她。从一开始我们的婚姻便是一种欺骗，她彻头彻尾的邪恶与堕落。我们从来没有彼此相爱过；从来没有拥有丝毫共同的幸福。吕蓓卡她没有爱，也不懂爱，甚至精神还有些不正常。她聪明，当然她很聪明，精明得不得了。”
在婚后5天，吕蓓卡就与丈夫商定了一个协议：吕蓓卡为迈克西姆打理曼陀丽庄园，相应的，迈克西姆不许干涉吕蓓卡的私生活——表面夫妻，貌合神离。在迈克西姆看来，吕蓓卡就是一个善于伪装、精于欺骗、整日与各种男人暧昧的放荡妇人。而先前从众人口中描绘出的吕蓓卡形象，也就此轰然倒塌，迈克西姆的看法可谓是盖棺定论。
从这一结局来看，吕蓓卡的人生固然是一出悲剧。因为她被自己的丈夫开枪射杀，而丈夫却依然能够逍遥法外。但是吕蓓卡更深层的悲剧在于，她是失语的、是缺席的，她的话语权被剥夺了。当年的真相如何，我们只能从迈克西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而出，还有丹弗斯太太的主观情感，莫衷一是。迈克西姆最后还会逃脱法律制裁。吕蓓卡更深层的悲剧在于，她是失语的、是缺席的，她的话语权被剥夺了。
（二）“我”：完美的“天使”
女性哥特小说女主角的程式化特征为：身处神秘、恐怖、陌生的环境中，善良、纯真、无辜的女性受到邪恶的男性父权角色的迫害，最终女主角得到拯救。流程就是从受迫害的牺牲品成长为英勇的斗士。不属于这个阶级的叙述者“我”突然闯入了一个“禁区”。曼陀丽庄园是父权社会的一个微型实体，因为它既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又是父权制文化压抑下的女性作家个人情感体验的载体。
在《蝴蝶梦》中，达芙妮·杜穆里埃利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我”来讲述故事。“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穷困潦倒的下层女孩儿，有着一张普通却清秀的脸蛋儿和善良真诚的心，一开始靠着给有钱人范·霍珀太太到处旅行陪伴甚至要接受她的冷嘲热讽来勉强度日。可以说，从方方面面来看，“我”是不如吕蓓卡的。
这样一个“身份低微、心地善良”的设定很符合男权社会下的规训。吕蓓卡不爱任何人，而“我”却质朴、纯真。具体表现在对丈夫毫无保留的付出上。“我”对丈夫极度依赖，几乎是百依百顺：“我”每天察言观色，留神丈夫的眼神和表情，并在心中暗自揣摩、忖度他在想些什么；“我”甚至一度模仿吕蓓卡，这不仅是因为吕蓓卡本人的能力让“我”羡慕，更是因为“我”觉得迈克西姆在心中依然爱着吕蓓卡；由此可见，“我”已将自己的感情乃至生命都寄托在了丈夫的身上。“我”的种种表现来看，集谦卑、顺从、忘我于一身的“我”实际上正符合了父权制标准中“天使”的形象，是男权社会中理想的女性角色。
纵观整部小说，虽然故事一直是由“我”来进行叙述，可是直到故事结束后，“我”姓甚名谁却依然是个谜。“我”的存在就只是迈克西姆的新夫人。也就是说，“我”这个人称指向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而是另一个男性个体的附属品。所以“我”的主体地位实质上是被取消了，“我”自身的存在意义也仅仅只是作为男人的从属。
“我”虽然是故事的唯一叙述者，但其实“我”只是一个在台前表演的木偶，真正掌握话语权的实际上是幕后以迈克西姆为代表的男权社会。“我”仅仅只是一个“代言人”，一个符号。
二、男权视角下女性之悲——两段婚姻
灰姑娘的出现源于西方形而上学中根深蒂固的男女基本观念，反映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男女问题”中侧重“男”的问题。本章将重点聚焦《蝴蝶梦》中男主迈克西姆的两段婚姻关系，讨论男权社会下无名叙述者“我”和吕蓓卡的悲剧必然性。
（一）前妻之悲——畸形婚姻
保守的贵族迈克西姆，是父权制社会的典型代表，同时导演着灰姑娘的美丽童话和弑妻的恐怖故事。迈克西姆与吕蓓卡的婚姻对其来说是一场噩梦和交易。
吕蓓卡“谁都不爱”“鄙弃所有的男人”“堕落的天使”吕蓓卡，美貌是她的显著特点。在男权诗学视域下，美貌是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吕蓓卡给予男性强烈的视觉感染力，是男性凝视下的理想产物。
在小说中，吕蓓卡从未直接出现，她的形象构建皆依托于他人的话语，通过他人译码再编码方得以呈现。在男性眼中，吕蓓卡身上体现的女性主义光辉被她的骄奢淫逸完全遮蔽。男主人公迈克西姆形容吕蓓卡像蛇一样。蛇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欲望和灵性的象征。以蛇喻吕蓓卡，是因为吕蓓卡的绝对气质将人类内心的两极张力和矛盾最大化，对吕蓓卡的追求一方面代表着对独立与强大的渴望和对权力与欲望的追求；一方面代表着个体受到邪恶与诱惑的吸引，走向堕落的深渊。相较于“我”，吕蓓卡则是“反男性凝视”的象征。
吕蓓卡是矛盾的个体：一方面，她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是生存法则的完美适应者，成为他者眼中的颇受认可的标杆与参照物。另一方面，她对自由和独立有无限的追求。她常独自出海，感受自然的波澜壮阔。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和吕蓓卡体内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她以游戏精神做解，以缓解这种冲突。
吕蓓卡极端追求自我主体性，却无法改变固有的生存规则而成为规则建立者，正是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才导致吕蓓卡的悲剧结局。
（二）现任之悲——细水长流
如果说《蝴蝶梦》中的吕蓓卡的悲剧是最终被杀，真相也浮出水面。那么无名叙述者“我”的悲剧则在于精神上的受挫，是男权社会下的另外一种，隐形的受挫。
迈克西姆的财产、庄园、地盘，却成为吕蓓卡追求个人价值的工具，他不敢离婚，忍到四十一岁才不得已狼狈杀妻，之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结果险些精神崩溃。
所以，吃够了聪明漂亮有才干老婆苦头的迈克西姆，在下次择偶时完全走向了反向标准，他选择了出身低微、瘦小、羞怯、朴素、谦逊的贫民女孩，将她从贫困被动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尽情享受她对自己的崇拜、依赖、讨好。她为他准备牙膏、为他读报、陪他散步遛狗，看他的脸色行事，遵从他的吩咐，在他离家时思念得寝食不安——这才是每个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完全以她的丈夫为中心，以他的幸福、满意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女主的母亲是个爱情至上的女人，把爱情当作信仰来对待，这使得女主以建立美满家庭，使丈夫得到幸福为人生第一要务。这也是她与幼年丧母乏人管教的吕蓓卡最大的不同。这种强大的原始精神力量支撑她走出了吕蓓卡留下的阴影。
三、结语
《蝴蝶梦》作为一部典型的女性哥特小说，作者通过对哥特因素的充分利用、对人物的精心刻画和对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深刻地反映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由于自身身份的缺失、未知、迷失及身份多元化建构失败等所产生的恐惧、焦虑、自卑、自贬、自恶、自怜等负面情绪及心理状态。表达了其对女性负性生存状态这一现实困境的担忧。
参考文献：
[1]杜穆里埃.蝴蝶梦[M].林智玲，程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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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艳芳,欧华恩.《蝴蝶梦》中丹弗斯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J].求索,2014,(09):130-133.
[5]叶超.女性哥特视野下的《蝴蝶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8(02):241-244+248.
作者简介：
周亦茜，在读学生，代表作品发表在《中华辞赋》《中华诗词》《青梧新论》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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