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释篇”体现了陈子善教授一贯的“钩沉辑佚，以小见大”的治史路径，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贡献了宝贵的史料和史论，为后来的学者就如何处理现代文学史料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同时也体现了陈子善教授严谨的学术品格，这里试举几例。《张彭春、新月社的诞生及其他》一文通过考据《张彭春清华日记》，明晰了新月社的具体成立日期和“新月”一名的由来。《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学运动》一文根据张元济的一则日记，梳理了商务印书馆与文学研究会的合作历史（包括《小说月报》的改革过程和“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论证了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学的勃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新见鲁迅译〈小约翰〉出版合同》一文通过一份鲁迅与生活书店创办者徐伯昕签订的合同，考据了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合作史，并论证了生活书店、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在鲁迅最后在上海的十年创作生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鲁迅书赠增田涉〈锦钱馀笑〉诗幅真迹梳考》一文围绕鲁迅给日本学者增田涉赠送的《锦钱馀笑》书法作品展开，梳理了鲁迅与增田涉的交往史，引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来龙去脉。《巴金与鲁迅的散文集〈夜记》一文呈现了鲁迅生前应巴金之邀编纂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夜记》的酝酿、夭折、重编的完整过程，并通过与三本《且介亭杂文》的对比，描绘出了《夜记》应当呈现出的理想形态。《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一文通过两篇郁达夫的佚文勾勒出了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的完整合作史，将之前学界关于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十四年的合作史修正为了十六年，从而强调了《时事新报》副刊在郁达夫创作史中的独特地位。《上海北新书局〈青年界〉刍谈》一文通过翔实的史料考据了综合性刊物《青年界》的发展史，并论证了这一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一个同中有异的新诗集装帧现象》一文通过分析闻一多的《死水》、臧克家的《烙印》和蒲风的《茫茫夜》三本诗集在装帧上的相似性，既“说明闻一多‘第一等的装帧’的艺术魅力和影响力”，也凸显了闻一多对后来诗人的启发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