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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程的尽头说起——评狄更斯《远大前程》
◎ 鹤婷
“我握着她的手，一同走出这片废墟。当年我第一次离开铁匠铺子，正是晨雾消散的时候；如今我走出这个地方，夜雾也渐渐消散了。夜雾散处，月华皎洁，静穆寥廓，再也看不见憧憧幽影，似乎预示着，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
——查尔斯·狄更斯著，王科一译：
《远大前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版。
苏童有言，好的小说是要给人以“突袭”之感；一如《双城记》的震动人间的开头一样，《远大前程》的结尾同样使得所有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陶醉的读者们感到惊慌：究竟，究竟匹普与艾斯黛拉的未来会走向何方？狄更斯在此为何如此语焉不详？
这些熟悉狄更斯的读者们的惊慌与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远大前程》中呈现出来的开放性结局在狄更斯的作品序列中是并不习见的。考虑到社会教化功能的目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素来有其独特惯习，其中就包含善恶有报、因果相递的结局指向——这一点对于熟悉中国艺术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明劝诫，著升沉”的文艺功用论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狄更斯在其大多数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这种惯习的继承：《雾都孤儿》中的小奥利弗的早年生活可谓是暗无天日，但狄更斯依然为其安排了一个基督山伯爵式的阶级翻转：只因他具有美好的心灵；与《远大前程》具有相似结局的《大卫·科波菲尔》也明确表现了家世低微、童年悲苦但正直勇敢的大卫，与始终爱恋他但未曾吐露心声的青梅竹马最终走到了一起。然而，在业已熟练掌握此类叙事模式的、已经逐步来到生命末期的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双重结局”的新做法。对于这种令人感到惊异的现象，文学史界已有一定论述，如从“艺术自律”角度分析狄更斯对于创作形态的探索，或是从形式分析出发讨论狄更斯此举在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阶段中的重要作用等等。本文无意复述前人的工作成果，也姑且将“读者转向”后的文学分析方法暂时悬置不顾；而是希望以一种更传统的所谓“瓦萨里式”的视角，从狄更斯的个体经验出发，试着逐步摸索出一条能够接近这一充满魅力的结局得以生成的可能的路径。
剑桥维兹贝奇及湿地博物馆的藏书室中收藏了大量狄更斯的手稿原件，其中就包括《远大前程》最原始的手迹版本：这对于研究艺术家的主体性作用是绝好不过的材料！这种手迹如同唐宋以来的文人画创作，为英国著名史学家诺曼·布列逊称之为“展演性”的创作，即这些穿越百年的钢笔手迹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狄更斯的最初想法与思考的过程。在此间的《远大前程》已经不再是所谓某某出版社出版的、装帧精美与否的、在书架上落灰或其他书本积压着的静态的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如同长镜头一般的流动画面，导演的事先调度与即兴实践在镜头里一览无遗；不时会有导演不够满意、于是决定再来一条的画面，而不够满意那一版也被意外保留了下来。而《远大前程》结尾，我们正看到了两场令人吃惊的、截然不同的调度。
莱斯特大学的霍里·弗诺博士在这间藏书室长期从事着狄更斯研究。她向我们指出了这个结尾发生过的异动：匹普与艾斯达拉并不是在郝薇香的宅邸，而是偶遇于匹卡迪利的街头，此时的艾斯黛拉已是改嫁过的人妻，与匹普并没有美好的未来：
“我与艾斯黛拉尽是忧伤的看着彼此。她给我的保证比郝薇香小姐的教导更折磨人，也使得她的心能够体会我当初的那份心意。”（此处为原手迹中被划去的小说结尾）
这一版本的《远大前程》被狄更斯的好友约翰·福斯特在狄更斯去世数年后与其传记一同出版，目前恐尚有待于来自中文世界的发掘。从笔迹上反复的划痕可以看出，狄更斯在修改此结尾时展现出了相当纠结而复杂的情绪。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弗诺提示我们——狄更斯在对于其他轻松场面的描写时展现出了相当的流畅以至于一气呵成。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狄更斯对于至关重要的小说结尾进行了这样痛苦但坚定的修正呢？弗诺博士的回答代表了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1861年，狄更斯在完成原初版本后以后拿去同自己的好友布威·利顿——此公为英国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批评家，与狄更斯一道书写着19世纪的阴暗面——分享，而该结尾受到了利顿的强烈抱怨，其认为匹普不应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同时指出这样的灰暗结局会使狄更斯作品的拥趸们感到沮丧与不满。
此类观点建立在现存的狄更斯书信类文献之上。事实上，这种推测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熟悉英国文学史的读者们会同意我这样的观点：狄更斯的作品一贯讲述着英格兰的工人阶级与底层中产阶级的故事，同样，他们也是狄更斯作品的主要读者；狄更斯非常了解他的读者群体（包括阅读习惯与心理），甚而言之可以实现对他们的“操纵”，并且热衷于此。我的依据部分来自狄更斯在1853年开始投身的一项事业。从那一年开始——也就是《远大前程》出版的前几年——狄更斯开启了一项全国旅行，在各大城市的大会场对聚集的观众朗读自己的作品；当然也包括了出售门票。该事业一经勃发便不可收拾，一直贯穿了狄更斯整个生命的中后期，持续了十余载，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该事业能够持续蓬勃如此之久，固然离不开门票的销售情况一直很可喜；成千上万的英国市民在黑市用翻了五倍的价格购买一张入场券。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场面——要知道彼时方是珍妮纺纱机最初降临人间的年代，而卖票的是一位小说家而并非滚石或者皇后乐队。
一方面，狄更斯通过这样的活动在广大的工人阶级读者群体中建立了自己的知名度；另外，在演讲过程中所收到的即时反馈正是狄更斯掌握受众群体心理习惯的极好方式。这可能也是狄更斯生前并没有将《远大前程》结集出版，而是在工人阶级们更容易接触到的月刊或周刊上连载的原因。1859年，狄更斯在伦敦的考文特公园成立了自己的周刊杂志：《四季》，《双城记》即在此连载。次年12月，《远大前程》也加入了进来。狄更斯非常擅长在连载的结尾为观众设下危机与悬念以留住观众，这种做法使读者们不得不总是屏息期待着，期待着在下周继续对新杂志进行消费。一个非常动人心弦的例子是在第42章结尾：
“匹普正要进门，有人递给他一张便条，我把信拆开，守夜人举着灯，是文米克写着，‘千万不要回家’。”
这种做法在今天的电视剧、短视频甚至网络小说的生产中几乎已经成为所谓的“行业规范”或“流量密码”。但在两个世纪以前，这种创举就仿佛一种魔力，使得工人阶级们的劳余生活充满了梦幻之感。因此，在商业上，狄更斯也收获了属于他的“远大前程”。正如他的好友维尔基·柯林斯所说：
“（他的作品）让人喜，让人忧，让人记挂心头。”
这样一位如此熟悉自己受众的、深谙商业逻辑的文学家，狄更斯似乎确实会接受大家的建议而修改结尾。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基于一种浪漫主义的信念——伟大的作家会取悦但不会迎合读者——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探索这次修改的动因。
上文已经提到，狄更斯在伦敦创立了自己的刊物并持续地连载作品，不过对于《远大前程》的大部分的写作却是在罗切斯特完成的。1857年，狄更斯回到这个离自己的家乡非常近的小城，并在此买下了一处豪宅以供起居——我们现在称之为盖德山庄。值得一提的是，狄更斯在童年时期经常和父亲从这栋楼前经过；有一次，父亲这样对他说，如果有一天他足够成功了，就应该把它买下来。白云苍狗，当狄更斯再次回到罗切斯特时，业已拥有了“远大前程”的他真的将这座寄寓着童年梦想的山庄买了下来——狄更斯的童年从这里出发，又在功成名就之时回归，我们很容易能够发现这匹普与艾斯黛拉的命运轨迹是如此的吻合：在新结尾的版本中，郝薇香小姐的塞提斯宅邸是他们相识相爱的地方，而他们又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跌宕以后重新回归这里。而对于这座关键的宅邸，学者吴东京提出了一种认识：
“（匹普）初入郝薇香家，他就感觉‘这座大宅使我惶然， 而且有一股魔力， 弄得我内心依然暗暗痛恨自己的行当，看不起自己的家庭’。随后不定期的拜让其内心愈发不安分，身份焦虑越发严重。”
此时的塞提斯宅邸已经不单单是被动的叙事背景，而俨然成为激发匹普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焦虑隐喻。而这种焦虑又何尝不是童年狄更斯自己的呢？童年的悲苦与来自父亲（或许是不经意）的勉励，是狄更斯终其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而关于狄更斯的儿时遭遇与其创作风格的关系已有许多学界成果，一个较有价值的分析来自学者李增与曹彦，他们基于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分析出了狄更斯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质：
“对儿童时代生活的回忆也是浪漫主义常常吟诵的一个主题……当然，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远大前程》，特别是其开篇部分、匹普叙述自己姓名以及身世那部分。首先，它再现了人物儿童时代的思想和情感，现给我们一个比较丰满的儿童形象……文字中所暗示出来的有关儿童的语言、身份、自我意识等问题也说明了成年叙述者的介入，而这些问题也恰恰是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经竭力思索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小说确实是建立在对童年成长的回忆基础之上。”
毫无疑问，狄更斯无疑是深受童年记忆缠绕的写作者。罗切斯特一切的街道、咖啡馆、光线都时时呼唤着狄更斯的儿时记忆，而置办盖德山庄无疑是狄更斯对于自身“童年羁绊”的直接回应。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狄更斯令匹普与艾斯黛拉在塞提斯宅邸重逢，其实是他正对童年的自己说：“嘿，小子，我回来了。告诉你，你的梦想实现了。”；而匹普在“远大前程”梦破灭以后的结局，或正是狄更斯自己对于自己人生结局的推测与暗示。
狄更斯一向喜欢在上午写作。不时碰到思维阻滞的时候，狄更斯专爱前往盖德山庄的后花园散心。而通向后花园的路上要经过一处横跨在头顶之上的小型石隧道，隧道的一端通向宅邸，另一端通向花园。面向花园的那侧隧道口处，安置着两只由狄更斯亲自设计规划的古希腊风格的滴水兽。这两只滴水兽的模样令人凡经一窥而难以忘怀——其中一个是喜剧面具，另一个则是悲剧。狄更斯的有意设置折射出一种私密的情绪：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不仅是匹普的一生，更是狄更斯的一生；对于自己人生的正面体察是狄更斯——甚至是我们所有人——建构自身生命价值的，几乎是唯一方式。隧道面向的不仅仅是狄更斯的灵感世界，也通往狄更斯最隐秘的心灵角落。在此，塞提斯宅邸/盖德山庄/童年，与文学情节/滴水兽/人生形成了完整的互文。
确然地，狄更斯因其作品的畅销与演讲会的火热开展实现了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成年以后，其生命中最大的分裂应属1858年与妻子的分居，并与年轻女演员艾伦·厄娜的热恋，并以尽量避人耳目的方式安顿她。文学史界一贯同意着一个观点：狄更斯一向对爱情的描写都比较不拿手，但在远大前程中的笔法却显示出高程度的成熟与令人信服。倘我们皆是狄更斯的忠实书迷，我们也很容易发觉出其早期作品体现出的较为开朗的情绪（如果说相对诙谐与讽刺的主题可以被称为“开朗”的话）与这部充满从头至尾的各个缝隙中都渗透着沉郁灰暗色彩的作品也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对比。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维学院的朱丽叶·约翰教授试着从语言学角度指出此时期狄更斯在生活上的动荡状态于《远大前程》之中的体现：“艾斯黛拉”（Estella）与“艾伦·特娜（Ellen Ternan）”本身在拼写与发音之间已经比较相近（这种写作传统在英语文学世界中并不鲜见，最早或可上溯到哈姆雷特的诞生与莎士比亚之子哈内特的早夭之间的关联性。在莎翁的故乡斯特拉特福镇的办公文件记录中，这两种拼写甚至可以完全地转化使用），同时“艾斯黛拉”在古英语存在着一种象征性含义，指向冷漠的未婚女子，这似乎可以作为关于艾伦厄娜在实际相处中对狄更斯并不热情的传言的佐证。这些象征式的解读是否真的符合狄更斯的心意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此时期狄更斯事业上的风生水起，并不意味着狄更斯认为自己收获了幸福。艾晓玲在探讨《远大前程》的叙事特征时敏锐地关注到了一个叙事者身份的问题：
“关于《远大前程》的叙述者问题，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该小说的叙述者是“老年匹普”。用“ 老年匹普”的口气来回顾“少年匹普”的。……“老年匹普”居高临下，对故事进程了如指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相当于传统小说技法中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依照此说，如果《远大前程》是“老年匹普”对于“少年匹普”的回忆式全知式的言说的话，那么建构《远大前程》的过程就是狄更斯脱离尘世开始以所谓“客观化”的视角来审视自己一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肮脏的伦敦街道，看到了不堪回望的童年往昔，看到了在自己心灵尚幼小时便早早埋下的布尔乔亚式理想，看到了爱的无常，也看到了自己正在为拯救童年与爱所作的努力，尽管努力的结果并没有让狄更斯自己满意：盖德山庄与“艾斯黛拉”二者具可以理解为表弗洛伊德“力比多”式的占有欲望，而我们都知道，这种欲望实际上显示着他在精神上的匮乏与无依无靠；今天买下的盖德山庄永远不是童年时与父亲漫步时仰望的盖德山庄；“爱”并不会随着“功成名就”一起到来。
既然这一切的一切在尘世中都无法再改变，那么，狄更斯选择了使用文学作为对抗的武器。诚然，朋友的建议、市场的呼声会促使狄更斯修正自己的写法，但作为对维多利亚时代怀抱着广泛关切的伟大作家，是不会忽略将目光投射到自己上的。狄更斯的前辈、17世纪的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有一首著名的沉思诗在此可以贴切形容狄更斯的目光：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一座庄园，
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蕴在整个人类之中。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是的，时代的丧钟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鸣响着，自然也在狄更斯自己的耳畔、的体内、的心口鸣响着。匹普与艾斯黛拉在月光下温暖的重逢是狄更斯面对残酷现实的自我疗愈，又是对整个荒诞社会的有力回击。至于“夜雾散尽”后的未来，狄更斯似乎给到我们的是一种加缪式的启示：如果重复将巨石推至山顶是无意义的话，那么，“推”的本身就是意义；如果希冀生活变得更幸福但终将无果是无意义的话，那么，“生活”本身就是意义。
2025年写于黄瓜园
作者简介：
鹤婷，原名王梓宇，徐州人，南京艺术学院本科在读，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2022年获南京艺术学院文学作品奖学生组一等奖，2025获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图书评论大赛艺术学类优秀奖。
主管单位：青梧文学研究会
主办单位：《青梧新论》编辑部、青梧文学社、扶摇诗社
合作咨询：青梧新论：fuyaoshikan
刊 号：ISSN 3079-983X
官方网站：https://www.qwxl.ac.cn/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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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双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