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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残雪《山上的小屋》中的现代派群像与新经典言说
朱禹同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摘要：残雪以其如迷宫般繁复的荒诞美学被归类为中国文坛八十年代先锋文学作家，也因作品本身的晦涩难懂成为中国当代最神秘的作家之一。《山上的小屋》短短千字，但混乱不堪的逻辑、不知所云的呓语、纷杂的象征和隐喻都足以形构读者的阅读障碍。本文试图以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层层剖析，来解读残雪离奇的小说，从而了解作者的美好愿望和作品的审美内蕴。
关键词：残雪；《山上的小屋》；先锋文学；现代表达
先锋文学，是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朵奇葩。西方社会经受了一战，作家文人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越发存在对世界的不适感。残雪、马原、余华等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先锋派创作出一系列具有超越精神的作品。但当先锋文学的势头悄然退潮，残雪小说却没有随先锋小说的回潮而衰减。她孤零零地摸索、借鉴、实验，融合东西文化达到自由的状态。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庞大的溢出效应使得她在当今文学中，更凸显其现代性意味，成为“新实验”小说的典范。
一、诗人与白日梦
《山上的小屋》于1985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8期。小说没有明确的年代背景、没有主要的情节脉络，更没有鲜明的爱憎倾向。它像是一场缥缈的噩梦，梦中雾气腾腾，四散的诡秘气息下随时可能有几头瘦骨嶙峋的饿狼扑来。“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荒山”作为空间背景，山上的小屋和山下的家为两个镜像，相互对立，相互照应。而陈述句理应当表述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爬上山后没有自然存在的小屋，也没有山葡萄。“小屋”和“家”一虚一实、一真一假，镜像坍塌。“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梦幻与现实交错混杂，潜在的危险与威胁给人微妙恐惧的心理体验，我们更难于分清哪里是现实哪里又是梦幻。故事的话语前后冲突，我的记忆和我的经验两相矛盾。这种寻找目标成为假象使得言语的不可信，行为的不确定，追寻行为就更加费解。“我咳着嗽，在山上辗转。我眉毛上冒出的盐汗滴到眼珠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回家时在房门外站了一会，看见镜子里那个人鞋上沾满了湿泥巴，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从这段可以看出，“我”几乎处于非理性的状态，神神叨叨，以梦幻的体验牵引内容发展。梦使人被动丧失对认知的有效评价，使人不但迷失了本心，也无法看清物外，在混沌黑暗中找寻孤独和脆弱。在流离失所的世界徘徊，生活处处是陌生感、距离感、恐惧感。
因受到卡夫卡的反线性结构和伍尔夫的意识流叙事的影响，小说消解了因果关系和片段之间的连续性，营造了一种跳脱跃动的异想效果。故事没有已知的时间、地点，没有明确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超脱于一般叙事的常规路径。精神分析学将文学视为创作者的潜意识中的行为，是作者的“白日梦”。残雪毫不避讳地称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是“个人情感的小梦”。《山上的小屋》编织着乌托邦式的木板房世界，放大捏造，探索现代主体，追问生命内在，也不外乎梦一场。
二、梦呓·对话·重述
（一）“他人即地狱”：被颠覆的历史记忆
萨特所谓“他人即地狱”那样的险恶人际处境，在文革时代如影随形，也在文中随处可见。一如残雪的文学宣言就是“为报仇而写作”。[1]尽管有些创作的动机并不美好，但同样驱动着她为父亲以及上一辈中国老作家蒙受的冤屈呼号。“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电子印刷技术并未普及，任职新湖南报办公室的报刊主编的“父亲”手中的剪刀就是写作权利的表征，但在白色恐怖的语境下，人与人相互恐吓、猜忌，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右运动中丧失了写作的权利。只此遗憾，也可见残雪对极“左”文艺政策的隐忧。
不仅他人间相对立，就连家族血亲也彼此异化、相互残害、无从躲藏。家庭好似没有一丝温馨，只有变态的人格、冰冷、潮湿、黑暗的小世界。小说中“一家人”“妈妈”“爸爸”“妹妹”即使被冠以人物关系的具象身份，也从未具备传统个性形象的实体意义。“这是一种病。”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黑暗时，他们已经躲起来了——他们一边笑一边躲。妹妹的眼睛变成了绿色，父亲的眼睛会突然变成狼眼，母亲的太阳穴上爬着一条蚯蚓，阻止“我”清理抽屉，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身居一室的家人们都具有狼的本性，病态地相互窥视。“你在睡梦中那么害怕，脚心直出冷汗。这屋里的人睡着了脚心都出冷汗。你看看被子有多么潮就知道了。”“冷汗”在文中反复出现，共五次。这种反应是人在遇到可怕事物后不自觉的生理反应。这样因为恐惧、紧张等负面情绪引起的反应却在文中占据了人物的一大部分，表现了一个荒诞恐怖的世界。
残雪在某个时刻突然理解了海德格尔、萨特，看见了存在主义者眼中的怀疑、重构、危机感和恐怖感，不但他人即地狱，更是亲情即地域。这种丑化了家庭的人际关系，彻底消解传统人伦，瓦解正统五千年大国“家文化”对亲情家庭伦理的赞美。
（二）“等待和寻找”：内倾的力量
“等待和寻找”和“荒诞和幸福”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母题，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残雪说，“我写作只对内在的世界感兴趣。”这篇《山上的小屋》同样与离经叛道的荒诞派有着天然契合。“我”不像是一位有来由、有归宿的人，更像是被简化成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用符号把现实和隐喻联系起来。除了我之外，“母亲”“父亲”“妹妹”和“我”这些称谓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确切实在意义的符号而已。“吃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他们全都埋着头稀里呼噜地喝汤，大概谁也没听到我的话。”符号间是无法产生情感共建的，就连人和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也都是单向度的，有来无回的对话更像是一个人神秘的自言自语，这更加表现出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人和人的深深的疏离感和冷漠、敌对的关系。
正如加缪所言，“荒诞就是与他人的隔离感。”残雪将人的存在本质化和普遍化了不管是对文字调度还是人物的刻画，都是对传统标准和审美的颠覆。这种异己力量，使得人的脆弱灵魂又无法面对无力。抽屉成为我的一个呼吸场所是备受压抑的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诗性特征是压抑环境之中，主体的情感寄托和欲望排解。它看似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空间，实际上是主体意识的客观化，被选举成为人意识中的一部分也展现了人的内心空间。“我”明知抽屉清理不好，纵使在家中被囚禁、被监视，和母亲处于形式上抗争不止的敌对状态，但仍然对自己生存处境具有清醒意识，仍执意清理抽屉作为反抗，摆脱宿命。苏珊·桑塔格基于残雪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荒诞世界的关注”，把她理解为中国最好的作家。“我”在反复的生命活动中赋予了人类执着追求与精神寄托。世界的存在具有荒诞性，而人的精神存在也无法摆脱虚无性，人和世界相互抗争，归于平静。
（三）“恶之花”：在污秽之中重塑美的意义
“审丑”成型于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并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思潮。审丑的运用和奇特想象脱不开关系，描写这种“恶之花”也是残雪审美倾向的特征。“窗玻璃上沾着密密麻麻的蝇屎”“一大群天牛落得满地皆是”“太阳穴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文中反复出现老鼠、蝇屎、天牛、蚯蚓，织就一幅马蒂斯噩梦般的绘画。不禁让我们眼前肿大起骇人的画面，鼻翼浮动着下水道的气味。残雪回答，“这些生物，如蝎子、蚯蚓、蜈蚣，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感觉。”这些审丑的对象的选取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与她普遍描写的丑恶息息相关。“几只死蛾子、死蜻蜓……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死蛾子、死蜻蜓”的形象都是丑陋的、令人作呕的，但被看作是“我心爱的东西”。可见“我”和死蛾子、死蜻蜓，这一类东西建立了情感联系进行生命之间的心灵交流，消除生死的界限消灭美丑的分歧。残雪描写的对象是丑的、土的，但写作的笔法却从未沾染“土掉渣”的策略，以谄媚更广泛的阅读群体或者迎合窥视旧中国的西方趣味。正如近藤直子所言，这种充斥污秽的描写，用“可疑性、暧昧性、不确切性”的语言“彻底否定了当今中国小说语言的现实自明性”。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指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残雪的作品无处不包含艾略特式的寓言、波德莱尔式的象征。她认为真实即精神内在的真实，而非现实物质的真实现实，只是一种虚伪的真实。“我”的抽屉，父亲的剪刀，母亲的重伤风无一不强调了异化时空的绝望心态。北风日光山崩的力量，象征着某种权威狼的嚎叫，大老鼠的狂奔白火苗对强悍的自然力量的反应，象征抵制权威的反抗力量。我们总能在残雪小说里找到现代派作品的母题，察觉到文学大师的影子，如：贝克特的荒诞、波德莱尔的审丑、博尔赫斯的迷宫、伍尔夫的意识流、卡夫卡的非线性叙事、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山上的小屋》不是残雪个人的梦呓，而是与西方文学大师的一场对谈的盛宴。
三、“新经典”小说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步入改革的进程，再一次直击“现代性”问题，先锋文学应运而生、风靡一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逐步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先锋小说很快又进入低潮，先锋作家们纷纷改弦易辙，唯有残雪固执地坚持先锋文学写作，并最终进入西方主流文学界的阅读与研究领域。其中，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残雪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山上的小屋》很难不看作荟萃西方文学因素的新潮之作。可《屋》发表同年，中篇《你别无选择》被认为开中国当代“现代派小说”之先河。人们普遍接受刘索拉、徐星视为“现代派”作家，把残雪划归为“先锋派”一类，几种原因，试做讨论：
1、残雪的早期作品有明确的写作主题，即“复仇小说”，反思自我、解剖时代，并非现代都市小青年的无来由、无目标、无对象的“反叛小说”。
2、残雪、余华、马原等先锋文学作家等注重“自由主体意识”的崛起，挖掘内心向度的真实，而不关注叙事内容的真实，有着文学虚构性的自觉。
3、残雪写作具有自主的实验意味，变形、荒诞、象征，推崇自由的创造性，挣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力量，刘索拉、徐星形式上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作品。
无论是先锋派还是现代派，都受西方文学为精神资源的滋养，但现代派却在技巧的模仿中迷失的核心议题，出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先锋派以更包容的姿态囊括现代派的技巧，但不失中国文学的生命力，残雪就是现代派文学的本土化的最好解答。
残雪说，“我的思想情感像从西方传统中长出来的植物，我将它掘出来栽到中国的土壤里，这株移栽植物就是我的作品。”[2]她的文字没有拙劣的模仿，而是融汇在牙尖欲吐出的词汇。她果断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因缺少“人对自身本质的自觉的认识”而不注重内心。现代文学的灵魂是“现代人”，需要时刻关注灵魂，聆听灵魂的声音。中国文学传统恰好缺乏这种内省的、自我批判的精神。[3]中国文坛自第一次文代会以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流，而现代派之所以能与本土故事交相融合，不仅因为它的技法可以复制与借鉴，更在于现代化品格对揭示人和人性意义重大。
《山上的小屋》通篇只有四千多字，但其现代表达之晦涩，足以视作小说解读的障碍，也是拉近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外在纽带，才得以在现实环境里照见自己，抵达生命的本体世界，在“内倾向”的现代化故事中超越世俗的焦虑。残雪以西方文学的精神资源为耙，翻新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土壤，为东方文化松土的同时，注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怪诞、神秘和诡异，最终在干裂的土壤间发出属于自己纯正而独特、清泉般的声音。与其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造就了残雪，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的写作顺应了残雪的文学想象与生命经验。
参考文献：
[1] 李天明，吴非.残雪《山上的小屋》的象征意义[J].中国文学研究，2000.
[2] 肖向明.魔幻传奇：论新时期小说“民间信仰”书写的审美趋向[J].学术研究，2017.
[3] 刘成才.残雪、先锋文学及“中国故事”讲述——以残雪海外接受为背景的考察[J].中国文学研究，2018.
作者简介：
朱禹同，女，2002年生，江苏徐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文创意写作。
主管单位：青梧文学研究会
主办单位：《青梧新论》编辑部、青梧文学社、扶摇诗社
合作咨询：青梧新论：fuyaoshikan
刊 号：ISSN 3079-983X
官方网站：https://www.qwxl.ac.cn/
E---mail：
fuyaoshikan@163.com（诗歌）
qingwuxinlun@163.com（其他）
发布日期：双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