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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中的革命: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的类型学构建与视觉文化实践
江承超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1)
摘要:杂耍蒙太奇是苏联电影学家谢尔盖·爱森斯坦提出的电影理论,也是蒙太奇的一种类型。杂耍蒙太奇强调通过看似无关的画面意象、画面元素激发观众强烈的心理情感体验,以此达到增强叙事效果、传递主题思想的目的。作为“操纵观众”的工具与“暴力修辞”的主体,杂耍蒙太奇始终在激进中颠覆传统电影剪辑观念,其无论是在爱森斯坦所处的苏联时期还是当代电影市场中都被创作者广泛使用。本文以杂耍蒙太奇的类型学与视觉文化实践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杂耍蒙太奇如何构建话语体系之问题,探讨杂耍蒙太奇为影视文本带来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杂耍蒙太奇;爱森斯坦;节奏;冲突;感官
在影视艺术中,蒙太奇意为“剪辑”,即对不同的镜头画面加以剪切、排列,并力求在不同镜头与画面的排列组合中寻求新的意义(Montage)。简单来讲,蒙太奇就是将不同时间、空间拍摄的镜头剪辑连接在一起,形成的“镜头组合”可以超越单个镜头含义,甚至生成全新语义。蒙太奇手法种类多样,其中杂耍蒙太奇(Attraction Montage)由苏联电影学家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于1920年提出。其中,“杂耍”指能对观众的情感体验起到直接、靶向、快速效果的视觉戏剧元素。杂耍蒙太奇往往通过强调叠加具有感染力的手段以调动、刺激观众的情绪,从而达到观众认同电影创作者观会的目的。杂耍蒙太奇作为一种激进的蒙太奇手法与创新化电影剪辑理论,在已有蒙太奇手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颠覆,创造了一种通过冲突性影像的并置来增强叙事效果、激发观众心理情感体验的蒙太奇手法。杂耍蒙太奇不依赖传统叙事逻辑,而是颠覆了传统叙事逻辑规律,并在大量电影中取得了迥异于以往的艺术表达效果。
一、杂耍蒙太奇的发展与变革
时间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先锋派运动给予了蒙太奇学派和学者们良好的发展环境。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不同的电影学者都对电影创作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库里肖夫的“实验工作室”将同一个表情分插到不同的镜头中,探索了不同镜头的组接方式对观众情绪带来的直观性影像。维尔托夫对镜头素材进行整合排列,探索了观众思想的重要性。基于库里肖夫与维尔托夫的理论,爱森斯坦首开先河提出了杂耍蒙太奇的系列理论。杂耍蒙太奇的“杂耍”来源于杂耍节目。杂耍节目中通常包含出乎意料的、精彩的表演片段,这些表演片段亦可以作为戏剧影视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爱森斯坦将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片段进行连接、架构,并加以统一化的主题。在此过程中,爱森斯坦发现了镜头冲突之间的“并置”力量,在探索该力量作用于观众的效果中提出“杂耍蒙太奇”的理论概念。爱森斯坦在《杂耍蒙太奇》中曾提到,杂耍蒙太奇不是特定去展现某件事情,而是用一种“新型”手法,将一些随意而又独立的(离开既定的结构和情节性场面而起作用的)手段自由组合起来,从而达到最终的主题效果。爱森斯坦认为,电影是通过“碰撞”而产生意义的,非依赖线性叙事。此外,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理论又吸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达达主义拼贴美学、日本文化等多种理论与文化而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观在蒙太奇中找到了更为有效和直接的艺术表达。
蒙太奇手法的原理深藏在物理学中,其本质适用于经典电磁理论奠基人麦克斯韦在《论自然中的类比》一书中所叙述的物理学中一条特别重要的定理:类比推理。爱森斯坦对于杂耍蒙太奇的论述聚焦于“并置”,即通过并置的影像构建冲突。格里菲斯曾提出过连续蒙太奇的定义:连续蒙太奇追求画面与叙事的连续。格里菲斯强调“连续剪辑”、“无缝叙事”,而杂耍蒙太奇则站在了连续蒙太奇的对立面,谋求在冲突中“并置”,诉说影像间的辩证性关系。因此,从这方面看,杂耍蒙太奇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冲突性,即通过元素的对立来制造人为化的对立,并在对立中寻求表现张力。第一,强调蒙太奇元素的异质性(冲突对立性)及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力;第二,强调影片主题的自由联想;第三强调这种形象对观众注意力的牵引。杂耍蒙太奇较少追求连贯性的叙事,而是运用重复、夸张、快速剪辑、碎片化镜头等表现手段传递抽象概念,以达到对观众的直击心灵的思想冲击的效果。杂耍蒙太奇在内容的选择上更为随意,其不受剧情的约束。杂耍蒙太奇的镜头内容往往又更具有概括性、简洁性,因此可以以高效的形式起到直击人心的效果。借助“杂耍”的内部力量,破坏电影本身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运作机制,对影片文本的意识形态进行强制性的渲染与劝说是杂耍蒙太奇在艺术理论上的革新成就。
在爱森斯坦的作品中,多少都能看到杂耍蒙太奇的萌芽。例如,在《战舰波将金号》的海报上,出现了大量“尖叫”、“咆哮”的人物形象。爱森斯坦的电影当中也有众多“尖叫”、“咆哮”的角色、素材。在爱森斯坦所在的苏联时期,杂耍蒙太奇在激发观众情感的同时,在实际运用中一般也都结合政治宣传,以隐喻社会真相,传递创作者深埋在电影当中的内涵化主题。杂耍蒙太奇也因此一度成为苏联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现如今,伴随着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影元素与电影技术涌入电影制作的浪潮当中,杂耍蒙太奇也从最初的政治宣传工具变成了增强叙事效果的工具。在当代影视语境中,杂耍蒙太奇一度变为了“增强注意力”的方式。
杂耍蒙太奇作为一种可以“操纵观众”的具有实验性、创新性的蒙太奇表现手段,在电影的发展中衍生出了多种分支与变体。在“冲突生成意义”的视觉体验中,不同分支变体的杂耍蒙太奇构成了不同的视觉文化与视觉体验,共同作用于影视作品本身。综合来看,杂耍蒙太奇可分为节奏型杂耍蒙太奇、冲突型杂耍蒙太奇和感官型杂耍蒙太奇三大类。
二、节奏型杂耍蒙太奇之探析
节奏型杂耍蒙太奇的核心是“节奏”,即通过节奏的建构、改变来进行杂耍蒙太奇表达。通常情况下,剪辑速度、镜头长度等因素的改变会引起镜头节奏的变化,镜头节奏的改变又会引起观众心理体验的改变。例如剪辑速度的加快会引起节奏的加快,节奏的加快会引发观众的紧张感,并形成更加刺激的生理性视觉体验。
在爱森斯坦导演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电影史中的著名电影片段“敖德萨阶梯”是节奏型杂耍蒙太奇的典型代表。在“敖德萨阶梯”画面中,爱森斯坦利用士兵踏步的长镜头与人民慌乱奔跑的短镜头进行并置排列,长镜头与短镜头交互排列,在士兵与人民形成的反差画面中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对比性节奏,反差中塑造出极具压迫感、扣人心弦的“敖德萨阶梯”画面。在大量现代电影中,创作者都追求形成影片本身的节奏,并在段落之间形成节奏型杂耍蒙太奇。尤其在动作片、战争片等追求紧迫感、营造刺激性画面的影片中,创作者通常在一段紧张、刺激、快节奏的影视片段后塑造“戛然而止”的效果,或是在一段喧闹的影视片段后突然让画面与声音静止,形成“快”与“慢”节奏的并置。例如,在电影《速度与激情》系列中,常出现一段紧张的赛车画面伴随着刺耳的飙车声,后接着一段寂静的特写画面,这其实是节奏型杂耍蒙太奇的巧妙运用。节奏型杂耍蒙太奇形成的“戛然而止”效果,给予了影片本身强烈的表达效果,更大程度增强了影片本身的表达烈度。
节奏型杂耍蒙太奇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为多个重复画面或动作并置排列,重复性的镜头旨在强化观众的心理印象。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敖德萨阶梯”画面中的婴儿车三次滑落阶梯,士兵的逼近与婴儿形成了杂耍蒙太奇效果,而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中出现的婴儿车滑落画面更加加深了观众的“创伤感”。此时,爱森斯坦已然将婴儿车转化为了观众内化于心的“记忆锚点”,对观众起到靶向作用。
从节奏型杂耍蒙太奇的本质看,其可以较好地操控观众的心理体验。对于快节奏、混乱、危机等情形而言,节奏型杂耍蒙太奇更可以作为影视作品的良好叙事载体,帮助影视作品完成其风格的建构与叙事的良好表达。
三、冲突型杂耍蒙太奇之探析
冲突型杂耍蒙太奇与杂耍蒙太奇的本质要求一脉相承,其寻求建立强有力的冲突,通过画面之间的强烈碰撞来制造矛盾,引起观众的辩证性思考。冲突画面构建所需的冲突特征种类广泛,冷热、胖瘦、贫富、生死、美丑都可作为对立性的冲突特征。例如,在普多夫金的电影《母亲》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游行与冰河融化这两个场景进行的杂耍型蒙太奇剪辑。工人游行代表着苏联时期的反抗,而冰河融化则代表着希望,两者对立而并置排列,给予观众辩证性的思考效果。冲突型杂耍蒙太奇以“暴力修辞”的手段来刺激观众。爱森斯坦认为,影视作品中的杂耍蒙太奇可以在“刺激-反应-升华”这一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层面的转变。综合来看,冲突型杂耍蒙太奇的“暴力修辞”可以从时间、视觉与符号中加以展现。
就冲突型杂耍蒙太奇而言,不仅画面元素之间可以构成极具对比的冲突,纵观电影全片整体结构而言,电影全片的片段之间也可以构成强大的冲突,并具备强烈的冲突效果。例如,爱森斯坦导演的电影《墨西哥万岁》(Que Viva Mexico! - Da zdravstvuyet Meksika!)中,片段化的革命画面与宗教画面并置排列,在段落间构成了和平与革命的对比。就《墨西哥万岁》而言,全片整体结构由带有冲突性的段落构成,段落与段落之间又形成冲突型杂耍蒙太奇,以非线性叙事的手法结构全片。
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成熟与电影行业的发展,电影的叙事结构与文本结构本身也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就电影史早期电影,例如爱森斯坦导演的电影而言,其大多都力求通过电影画面,将思想、观念传递到观众心中。就当代电影而言,大量电影创作者力图让观众作为电影中的“角色”,寻求观众的带入性体验,甚至是让观众被迫成为影片角色、情节、冲突的参与者。例如,电影《头号玩家》中呈现了大量游戏画面,这些游戏画面是影片中角色的主观镜头之呈现。通过游戏画面的展现,创作者成功将观众带到了影片角色的视角中,在观影的同时,观众已然成为影片角色的一部分。伴随着快速切换的游戏画面与游戏场景,观众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成为同一整体,共同经历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在此基础上,冲突型杂耍蒙太奇的一种变体可称为“互动式冲突型杂耍蒙太奇”,即创作者让影片对于观众的功能从“灌输”变为“主谋”,将观众带入影片人物角色的身份中,使观众被迫成为冲突的经历者、参与者甚至是改变者。这类影片以冲突型杂耍蒙太奇为底层设计,在此基础上让观众也成为矛盾冲突与解决矛盾冲突的一部分,杂耍蒙太奇的作用主体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本质性改变。
现如今,伴随着AIGC技术、三维特效技术与生成式影视技术的出现,电影的表现手法也在逐步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由AIGC创作的影视作品出现于电影市场中。电影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蒙太奇手法表达空间的扩大,观众在影视作品中的参与度也随之加大。影视技术为影视作品带来了画面中的无限可能,甚至在大量游戏中,也出现了电影画面。游戏行业与影视行业逐步融入为整体。例如在游戏《使命召唤》中,大量具有高度战争片特色的影像片段融入游戏中,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随时体验到具有精致特效的影视画面,玩家此刻与游戏中的主角人物形成共同体,互动式冲突型杂耍蒙太奇也在此刻为玩家带来了最深入的游戏体验。在游戏中,玩家成了冲突的“被迫参与者”,在一系列冲突的并置中感受着杂耍蒙太奇的魅力。
四、感官型杂耍蒙太奇之探析
构成蒙太奇的成分几乎可以涉及人类感官的所有领域:触觉、嗅觉、视觉、听觉、动觉、纯情绪的感觉等。感官型杂耍蒙太奇强调观众的主观能动性,重视感官元素在蒙太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官与电影视听语言密切结合,电影通过视听语言的构建作用于感官。感官型杂耍蒙太奇通常表现为在动作、声音、色彩、画面道具等视听语言方面构建蒙太奇语言,并通过视听语言作用于观众,给予观众感官上的刺激。例如,在电影《发条橙》中,极具感染力的动作场景与古典配乐相结合,动作场景与古典配乐间形成了杂耍蒙太奇,而该杂耍蒙太奇则通过画面与声音相并置,作用于观众的感官进行表达。又例如,电影《疯狂的麦克斯4》中,汽车引擎的极度轰鸣声与沙漠的寂静并置,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该杂耍蒙太奇通过声音与声音相并置,作用于观众的感官进行表达。
相较于前文论述的两种杂耍蒙太奇类型,感官型杂耍蒙太奇更注重运用视听语言对观众的感官进行刺激,因此在叙事的表达效果上更为强烈,在画面与声音的展现上“烈度”更大,达到超越叙事、直击观众观感神经的效果。
在感官型杂耍蒙太奇的表现中,部分创作者力图以隐喻符号的构建带给观众感官上的特殊体验,其蒙太奇的传达往往通过隐喻的手法。例如,爱森斯坦导演的苏联电影《十月》中,沙皇雕像与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孔雀并置,形成鲜明对比。孔雀隐喻着虚伪,爱森斯坦也因此在该影片中传达出了隐喻的概念。在《十月》中,孟什维克代表发言时“弹竖琴的手”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该“手”的隐喻元素代表着“老调重弹”的含义,揭示影片中人物的虚伪性。爱森斯坦导演的苏联电影《罢工》中,宰牛的画面与工人被杀的画面并置。宰牛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烈度,将苏联时期无产阶级被剥削的本质快速传递到了观众心中,将苏联阶级压迫的残酷性展现在观众面前。这种方式打破了叙事的时间、空间逻辑,构建了主题表达的直接性。从这方面看,电影《罢工》中的隐喻手法建构起了感官型杂耍蒙太奇,而感官型杂耍蒙太奇又让影片摆脱了逻辑性的说教,直接强有力地传递出了思想形态方面的内涵。值得探讨的是,以隐喻符号之构建而塑造的感官型杂耍蒙太奇亦可归属于隐喻蒙太奇,其是隐喻蒙太奇中的一种特殊分支类型,也包含于隐喻蒙太奇大类当中。
五、结语
杂耍蒙太奇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艺术表现手法,其力求通过独立性、象征符号、视听语言的运用制造“冲突”与“并置”,构成对于观众的心理冲击。综合来看,杂耍蒙太奇的核心源于非逻辑性的镜头组合,通常可以较为直接传递主题,引发观众思考。杂耍蒙太奇带来了电影语言与电影蒙太奇表达的革新,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束缚,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在影视AI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代,重新回到爱森斯坦时期审视杂耍蒙太奇的类型构建与视觉文化实践,这不仅关乎电影叙事的发展方向,更关乎电影未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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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承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
主管单位:青梧文学研究会
主办单位:《青梧新论》编辑部、青梧文学社、扶摇诗社
合作咨询:青梧新论:fuyaoshi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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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双月25日
刊 号:ISSN 3079-983X